大同市为什么叫大同？
笔者家乡大同是一座雄踞我国北方的历史名城和军事重镇。明正德《大同府志》说它：“东连上谷，南达并、恒，西界黄河，北控沙漠，实京师之藩屏，中原之保障。”在民族迁移频繁的古代，这里一直是北边民族激烈争夺的焦点。最初在此建置军镇，也是因其地理位置重要。但命名为大同，今人作注因袭《辽史》,一般最早把它追溯到辽代。事实上，今大同始以大同军名称出现，则是在唐朝。
《礼记·礼运》: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……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”。这就是人类热切向往的大同理想社会的原始含义。
“大同”用于地名，文献的最早记载是隋朝的开皇年间，是为防御突厥进攻而在大同川修筑的(旧址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北)。开皇十九年“突厥突利可汗因长孙晟奏言都蓝可汗作攻具，欲攻大同城”,即此。“其城居大同川中，当北戎大路，南接牟那山钳耳嘴，山中出好材木，若有营建，不日可成。牟那山南又有麦泊，其地良沃，远近不殊”。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冲。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决定了中原统治者一旦占有这一地区，必然要在此筑城，以防御北边民族南下；而北边民族统治者若控制了这一地区，也可直趋河套平原，进而向南威胁中原。因此，统治阶级最早把该地命名为大同，就是希望能在这个彼此接壤的缓冲地带，实现各民族和平相处、共同繁荣北边的愿望。
隋朝未年全国大乱，居住在北边的突厥民族趁势南下，攻破大同，至此位于大同川中的大同城不复存在了。到唐朝初期，又在大同川修筑永清栅(也作永济栅),由天德军节制，距旧大同城约三里。今大同，隋称恒安镇，属马邑郡。唐武德四年，灭掉刘武周，设置北恒州。七年，州废，复置恒安镇。贞观十四年，移置位于朔州北界定襄城中的云州、定襄县到这里。而在这时，突厥民族已经强盛，经常扰边。唐政府便把云州百姓迁到朔州(云州：在山西大同；朔州：山西朔州）。这样，朔州就成了唐政府与突厥对垒的前沿阵地。于是，便在玄宗开元五年，于朔州东三十里设置军镇，命名为大同军。大同移到了山西雁北朔州。
在不同朝代、不同地点而以同一名称命名的边城，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。隋唐时期的大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。这里原是一个汉族与兄弟民族混居的地带。开皇十九年，隋文帝击败都蓝可汗的进攻后，就把愿意与隋和好的启民可汗所率部落安置在这一带。这些部落不仅有启民可汗原突厥部落，而且还有新近归属启民的铁勒、奚等部落。
《隋书·突厥传》,大业三年，启民向隋炀帝上表说：“臣非是旧日边的突厥可汗，臣即是至尊至民”。他表示要“赤心归服，”愿意“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”,这种大同政策，从客观上反映了两族人民的关系已经大大地加强了。
玄宗开元四年，“回鹘、同罗、勃曳固、仆固等部落来附，于大武军北安置”。于是，便在开元五年，把大武军改名为大同军，以加强双边友好关系。《唐会要》卷七十八，“大同军置于朔州，本大武军。”
开元二十一年，设置河东节度使，治太原府，统领天兵，大同、横野、岢岚四军。大同军在代州北三百里处，代州到太原府五百里。可见，这时的大同军仍在马邑县内(今朔县东北)。
武宗会昌三年(843年),“移置大同军团练使于云州”宣宗大中年间，“割河东云、朔、蔚三州隶大同军”。胡三省注：“时置大同军节度使，治云州”唐未乾符五年，李国昌任大同节度使，领云州。宋白注：“云州，古平城之地，北至长城三百里即藩界。”“后魏宫垣，在府城北门外，有土台东西对垒。”公元882年，唐政府把大同军迁置到代州(今山西代县)。
后唐同光三年，再次在云州设置大同军节度以安边。辽重十三年，建置西京，升云州为大同府。“辽金(西京)宫，在府城西门，有阙门土塞。”明代大同府，是洪武五年徐达修筑的。今天的大同城，则是明代大同扩建而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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